论佛教的当代意义

文｜唐黎标

什么是佛教的当代意义，只要看看当下物欲横流的世道就可知道。当世人匆匆为利而来，为名而去的时候，当权贵与金融联手控制整个世界的时候，当生态被人类永不满足的贪婪破坏殆尽的时候，所幸还有佛教的教诲像屡屡清风吹醒人的神志，看透浮尘荣华中的虚空。

对于佛教，现在常常听到两种质难：一种是批评佛教违背了进化论思想，因而责难佛教有碍社会进步；另一种是批评佛教不讲理性，因而质难佛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潮流。这两种责难是不是有道理呢？让我们做一下分析。

为什么批评佛教违背了进化论思想呢？因为在这些批判者看来，生物进化的动力是生物的意志或欲望，生物维持生存和进行竞争的欲望是生物进化的动力。生物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进化的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社会也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前进，最好的社会制度就是让人的各种竞争活动得以充分展开的体制。市场竞争促进经济繁荣，科技的竞争促进科技发展，竞争被视为历史前进的主旋律，而在这一切背后真正起着推手作用的是人的维持生存、追求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欲望。佛教否定人的这种欲望，就会使得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就流行这样的论调：希腊文明崇尚竞争，从而导致西方社会的进步和国力强盛；印度文明囚于佛教的禁欲，从而落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中国文明处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社会发展处于半停滞状态，所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要复兴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肯定物欲，引入竞争机制。

时至今日，对这样一种物欲推动竞争，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必须加以反省。首先，生物是一个共生的机制，生物的生存依赖于生态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任何生物都难于生存。生物的进化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竞争不应视为生物进化的唯一因素；即使在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层次上，动物群体中也有分工机制和互助行为，如母兽本能地养育和照料幼崽。在人类这样的社会性的生物中，如果只讲竞争不讲合作，甚至把弱肉强食的掠夺性、破坏性竞争奉为至宝，肯定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

其次，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不应取决于强者如何战胜弱者，而应取决于老弱妇幼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照顾和生活保障，取决于社会的和谐和团结。中国的孔夫子在谈到他的社会理想时说，他愿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他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帮助、信任和关怀谈论他心目中的好的社会。佛教讲究的是“慈悲”和“怜 悯”：“我佛慈悲，怜悯为怀”。佛经上说：一切佛法如果离开慈悲，则为魔法。生存竞争把邻人当作占有和利用的对象，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佛教有关怜悯的学说则告诉我们：竞争者应能知晓其他人也有生存意志，也有痛苦。当别人痛苦时我也痛苦，这就是怜悯的含义。通过怜悯我们把自己的情感与别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佛教称为同体大悲。这样，自己的个体就与别人的个体同一起来，进入一种解脱自己和超越自己的境界中去。固然，生物为维持和发展自己个体的生存，有着自私的倾向；但当一个人能领悟佛陀的教诲而意识到这种欲望所导致的普遍的痛苦时，他就能超越个体的局限，把他人乃至全世界的痛苦都当作自己的痛苦。为此，他能牺牲他自己个体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怜悯是道德上善的行为的基础，是社会关怀和互助的发端之处。一个和谐和团结的社会的建立有赖于怜悯之心的培育。

最后，西方社会是否因为竞争而进化和繁荣，印度和中国社会是否因为禁欲而扼制竞争，从而落后和衰败，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论点。实际上，禁欲是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中都有的现象，但就以世俗社会为主的社会整体而言，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从来都没有禁欲过，也不可能禁欲。问题在于对物欲的态度，是放纵还是节制。据我所知，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是提倡节制的。因此，不能以禁欲与否来刻画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别。然而，在近代西方流行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进化论中的“生存竞争”绝对化，并把它当作社会进化中的根本原理，其结果是把弱肉强食当作公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张目。这不仅给全世界带来灾难，而且也给列强所在国的人民带来战争造成的牺牲和痛苦。有关西方社会在近代为何崛起而中国和印度为何落后的原因，我想还是五四时期就提出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个诊断最为恰当。

现在让我们来看有关佛教非理性、反科学的质难。这种质难以如下方式展开：佛教主张“五蕴皆空”，这就是说物质世界和对物质世界的认识都是空无的，如若这样，认识物质世界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理性和科学也就无从谈起。我认为这是对佛教“五蕴皆空说”的曲解。佛教主张“五蕴皆空”，这不是主张物质世界和人对此的意识活动不存在，而是宣告一种不迷恋于物质的生活态度。《阿含经》中记述了释迦摩尼世尊对比丘的告诫：“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 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这里说的“正观”，是指一种正确的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如果我们正确地观察物质现象，认识到一切物质现象都随因缘条件的生灭而无常变化，就不会把财物当作永恒的东西执迷地抓住不放，就能克服贪婪欲，从而使得自己的心灵从物欲中解脱出来；当我们正确地认识到物质现象是无常的，也就能正确地认识到与物质现象相关联的“受、想、行、识”的意识活动也是无常的，从而不会被由此产生的贪婪的念头和思想所束缚，才能使得自己的心智获得解放。简而言之，佛教说的“五蕴皆空”，是为了培养一种正确的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生态度，是一条从“我执”和“法执”中获得解脱的途径。

佛教发展了“量论”和“因明”的学说，重视认识论研究，讲究论证的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由此可见，佛教是讲理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佛教是“理性的”。佛教批评物欲横流的世道，教诲人们应从名利中解脱出来，不是反理性，而是倡导一种更高的智慧，一种圆成的大智大德。而批评佛教违背理性和反对科学的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大智慧的理性。

为什么说这些批评者缺乏大智大慧的真正的理性呢？因为他们把理性曲解为一种“工具理性”。他们不考虑人的生活真正应该具有的目的和意义，只考虑理性如何能帮助个人达到自己的目的。理性被视为实现自己目的最佳的手段，因此这样的理性被称为“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工具理性”的社会理论，美其名曰“理性选择的理论”。佛教告诫人们要从名利中解脱出来，而“理性选择的理论”的第一个预设就是“原型人”，即：人被设想为是自私的，理性的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在他们看来，投资者总想取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回报，而消费者总想购得价廉物美的商品。自私自利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被当作普遍有效的规范来解释人性和人的行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个体在市场竞争中的理性选择，是推动经济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原动力。

现在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释迦摩尼佛宣告的佛教的“正观”是大智慧，还是“工具理性”是大智慧？

据我看来，工具理性不考虑什么是真正具有人生意义的目的，是不明智的。健全的理性应该包括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两个方面。如果目的错了，方向错了，手段再高明也不能帮助我们到达正确的目标，甚至会助纣为虐。理性选择的理论把“手段”作为可选择的问题，即选择其中最佳地实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本身不被纳入选择的范 围，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的目的就是追求私利的欲望。他们把“追求利益最大化”设定为有关人性和人的行为方式的普遍有效的定理，把这种人视为“标准型”或“常态型”的人，而把那些“利他性”的人和行为当作“反常的”和“非理性的”。这样，人就被彻底地“物化”和“工具化”了，人生就失去了任何崇高的意义，并且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互相争夺私利的紧张状态中。这种理论显然不利于人的道德意识的培养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佛教看到了尘世中的人的追求私利的倾向，看到物欲横流的世道的危害，但佛教相信人性中本有“佛性”，有悟道的可能性。认识到“色是空”，认识到贪婪的欲望带来的痛苦，人有可能恍然醒悟，使得自己的身心从对名利的追求中解脱出来。有句成语“利令智昏”，说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人的心智会昏乱。我想这种人生经验并不罕见。佛教教导人们不要被物欲牵着鼻子走， 会使得人的心智豁然开朗。这比起工具理性的狭隘的理性观，更具高明的智慧。

毋庸否认，现实的社会依然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难免习以为常地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对此，真正有智慧的人必须看破。首先，欲望永远不会被满足；富还有更富，名利没有边界。其次，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每一时期所能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那种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的足够丰富的财富涌流的社会，是一个永远可望不可即的童话。再其次，很多欲望是被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在广告等的渲染下人不易分辨和把握什么是自己真正的需求和什么是不必要的奢侈的需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在对汽车的消费成了许多人显示自己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即便空气的污染使得市民喘不过气也在所不惜。最后，真正的幸福其实不是占有，而是施予。拎一个奢侈包去炫富，满足的只是可怜的虚荣心；而把仅有的一件棉袄与受寒的邻人一起披上，分享的是高贵的同情心。

一个社会中，总有强者和弱者，强者照顾弱者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才是社会的正道。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体现在“幼有所教”、“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上。市场竞争所激发出来的经济活力不是为了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通过合理的分配，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佛教批判物欲横流的世道，弘扬慈悲，倡导怜悯，培育人的道德意识。在一个喧嚣、繁华、追逐名利的现实社会中，佛教的教诲像缕缕清风吹醒人们的头脑，使人谈定、安详、恢复平常心，体悟被隐蔽的“佛性”。在我看来，这就是当代佛教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