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禅与抚琴

文｜汪文中

“禅”是梵文禅那的音译，原是静虑或思考。一是以修定为目标的一种方法，其原意，是用修行禅观等方法，达到心力集中和身体内 外统一的境地。佛教小乘有四禅，大乘则有九种大禅：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善入 禅、一切行禅、除烦恼禅、此世他世乐禅、清净禅。而释迦牟尼佛所证定境则更为高超，四禅之上，又有五个境界，即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灭尽一切想与受处。至于禅的体性，不同的经典中略有不同：《梵网经》称心地，《般若经》称菩提或涅槃，《华严经》称为法界，《楞伽经》称如来藏等，正果法师在其著作《禅宗大意》中指出“若见性悟心， 诸名尽晓，迷昧自性，诸名皆滞。” 

真正提出“参禅”的概念的是禅宗。拈花微笑的公案是禅宗所说的禅的起源。参禅也称为思维修，其重点在于思维，但形式上以禅定为主。修禅之法需静坐，佛教认为，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以端身静坐最容易定身息心，静坐要居静处，且要调和五事，即：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 心。可以看出，无论从静坐的仪式上还是方法上，都是要让个体进入静心不燥且安详宁静的状态，达到了这种状态就已然“定”了。但禅宗之禅不仅仅是“四禅八定”、“禅那波罗蜜”的禅，禅定之后就要进入“参”的境界。 

禅宗又称佛心宗，心当指两层含义，首先是四祖禅法所提到的念佛的心，即想要得到觉悟获得解脱自在的初心；再者也指事物被剥离法相后所显现出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或者说是法性。禅宗常以“牧牛”打比方来说明“无心是道”，“一回入草去，便把鼻拽来”。所谓“无心”实指内照反省，目的是要摒弃无明烦恼，如 《心经》中所云：“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佛教认为，人之所以会造业增添烦恼，是因为“无明”所致，“无明”就是无知，参禅就是如何把无知变成有知的过程，因为有知，所以便通晓世间万法本性，无论其如何千变万化，也都可以离相见性，知其实相实则无形无相，以无相而证性，明了无智亦无得，方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参禅重在实践，所谓真参实悟就是要注重细节处作功，不落言诠、寻思、拟议，而后悟在无所得处。若要破参，可任取一法而行，如沩山灵祐禅师所言“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比如：若要进得一个厅堂，首先要从门而入，怎样开门并不是固定一法，可任意选择，当入得厅堂，则舍弃开门之法，入得厅堂之时，能所双亡，物我双忘，而后感悟到，自己所处空间浑然一体，这就是实悟后的感触。若要真参实物，首先要确定自己的“心”，按照禅宗“即心即佛”的说法，“心”即是觉悟之心，初心就是佛心，因此要坚持自己的自性本心， 如《信心铭》中僧璨所言“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自由取舍，所以不如”。所以，参禅实则重在“观心”，《华严经》载“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心的作用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宗镜录》说“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心异则千差竞起，心平则法界坦然，心凡则三毒萦缠，心圣则六通自在。心空则一道清净，心有则万境纵横”，观心即是要明了“心作心是”的道理。 

随着程朱理学的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天理”、“人欲”之辩，进而演变成“存天理、灭人欲”，这无疑是对人心的一种压抑。然而政治上宣扬的“天理”，并没有直接泯灭掉“人欲”，虽然时代背景下，无法直接表达自我的情感，文人们却剑走偏锋，在艺术生活领域，将他们的“人欲”发挥的淋漓尽致。借着统治阶层所推崇的佛教，禅意生活直接影响了文人的艺术审美。 

禅就是要放弃一切的世俗性因素，放弃一切和精神意识无关的外界因素，做到绝对的寻求最本质的真理。艺术是人类思想的抽象表现方式，直接传达着人类的情感，传达着个体的自我精神。禅宗认为，艺术创造的过程，往往是压抑人心的过程，因为创作的过程，总要求人们一定要按照某种特定的形式、规律来进行，这本身就是一种“执”与禅宗所宣扬的自由观冲突，因此，在禅宗的引导下，艺术发生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表现在艺术作品不再以大道教化、政治渲染、彰显国力等与个人精神无关的方面为主，而是直接性、个化性的表现出个体意识。 

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文人们宁心静性的观照万法，识得万法空性，艺术的变现方式逐渐由绚丽多彩的金装银裹，变得简约质朴而又雅制精巧。宋代禅宗兴盛，禅僧是文人化程度很深的释子，弹琴就如写诗、作画、参禅一样，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两宋时期，弹琴的僧人多以禅僧为主，这些禅僧不仅文化程度很高，而且还都是在佛学方面有很高造诣的高僧，他们的诗文也冠绝一时。 

重显禅师，因为后来长期住雪窦山资深寺，遂被称“雪窦重显”、“雪窦”。他是禅宗云门宗的创派祖师文偃的第三代弟子，历来被视为云门宗的高僧。他作有颂古一百则吗，不仅是禅僧的必读书，还被文人所推崇，他甚至将颂古之风推向了高峰。他是儒士化很深的禅僧，且常与其他琴僧郊游，而作《赠琴赋》：“太古清音发指端，月当松顶夜堂寒。悲风流水多呜咽，不听希声不用弹。” 

道潜禅师，初名昙潜，后来在杭州由苏轼为他改为道潜，号参寥子。苏轼在《参寥子真赞》中评价道：“维参寥子，身寒而道富。辩于文而讷于口。外柔而中健武。与人无竞，而好刺讥朋友之过。枯形灰心，而喜为感时玩物不能忘情之语。” 苏轼对道潜的评价很高，说他虽然穷苦但知识渊博，不善于口辩却善于文论。杭州的天竺寺僧人慧照，常与他交流琴学，听琴后，写下了《听天竺慧照师琴》：“太古淳音久已亏，多君妙指善医治。高山流水意虽在，白雪阳春和者谁。不放惊飙侵涧户，只容明月侍帘帷。满堂宾客俱倾耳，共失芙蓉漏转时。”如果说重显禅师的琴音清韵绝佳，那么道潜已然更进一步，音淳而入心。音清代表与世无争的清净心，音淳则是参佛入道的自在心了。 

印素禅师是临济法系的第十三代法嗣，号普安，因此多被称为普庵禅师。从他的诗文来看，应该是抚琴的能手，他与其他弹琴的禅僧不同，与士大夫气息很浓的琴僧相比，他更多了些 佛家气息，弹琴是他修行证道的方式之一，如他的《金刚随机无尽颂·叹仰流通》：“绿绮霜前奏，妙音无不透。凡夫入耳通，禅家为有漏。焦琴月下听。露柱却知音。世人应不会。侧耳立松音。”普庵禅师已经认识到了音以通心的妙用， 无法表达和形容的事物，可以通过声音获得最好的诠释，因为其“无不透”。普安禅师精通梵文，曾以梵文拼音为咒，即是《普庵咒》，《普庵咒》又名《释谈章》，“释谈”为“悉昙”的音译，意思是“成就”，《普庵咒》到了明代，被能琴者根据其诵读的音调编成了琴曲，最早出现在张德新所编写的《三教同声》中。 

宋代能琴的禅师不胜枚举，因考据有限，主要 介绍了三个自认为比较有影响力的禅师琴僧。